唐朝盛世“贞观之治”的出现有许多因素，唐太宗李世民的治政要略是非常重要的一方面，其中又与其虚怀纳谏之风密不可分。
唐太宗的纳谏之风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：一是昭示闻谏之诚，倡导直谏；二是纳谏方法得当，兼听则明；三是注重纳谏效果，择善而从；四是完善制度措施，畅达言路。
《十八学士图》（唐·阎立本）。十八学士是唐太宗李世民做秦王时的十八位谋臣
唐太宗即位后，十分重视总结隋朝灭亡的原因，倡导大臣直谏。他对大臣们说：“人欲自照，必须明镜；主欲知过，必藉忠臣……前事不远，公等每看事有不利于人，必须极言规谏。”对敢于直谏的人，唐太宗还予以奖赏。贞观元年，一个叫元律师的人犯了罪，被判死刑。司法官孙伏伽不同意这种判法，向唐太宗进谏。唐太宗听后将价值百万钱的兰陵公主园奖赏给他。一些大臣表示不理解，唐太宗解释说，自己刚即位，需要在朝堂上下形成敢于直谏的风气，孙伏伽是他登基以来第一个敢于批评朝政的人，所以要重赏。以直谏闻名的魏徵曾说：“陛下导臣使言，臣所以敢言。若陛下不受臣言，臣亦何敢犯龙鳞、触忌讳也。”正是在唐太宗虚心纳谏的恳切诚意下，直谏之风才能盛行一时。贞观二年正月的一天,唐太宗问魏徵：“人主何为而明，何为而暗？”魏徵对曰：“兼听则明，偏信则暗。”随后，他以秦、隋两朝的灭亡为例说明这一道理。唐太宗是隋亡的亲历者，前车之鉴使他清楚地明白兼听的重要性和偏信的危害性。为了“兼听”，从贞观初年始,唐太宗就诏令五品以上的官员必须轮流在禁中的中书省值宿，以备随时召见。每次召见时，唐太宗都赐坐交谈，详细询问外面的情况，以此掌握朝廷政策的利弊，了解政令得失与教化成败。“天下之广，四海之众，千端万绪”。唐太宗要求群臣献策献计，集思广益，正是为了消除政事“独断一人”可能带来的危害，此举甚是有效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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对臣下的进谏，唐太宗“每闲居静坐，则自内省，恒恐上不称天心，下为百姓所怨”。作为封建社会的君王，有这样反省自己错误的心胸和气魄是难能可贵的。对于谏言，唐太宗大多能择善而从。贞观三年，唐太宗下诏“关中免二年租税，关东给复一年”，但不久就变了卦，魏徵批评他“追悔前言，二三其德”，唐太宗虚心接受了他的意见。过了两年，唐太宗在盛怒之下轻信谗言，错杀大理丞张蕴古，经房玄龄澄清事实后，十分后悔，随后诏令：“自今有死罪，虽令即决，仍三覆奏乃行刑。”贞观六年，唐太宗欲封禅泰山，魏徵屡次劝说太宗：百姓生活尚未十分殷实，仓廪尚虚，国力尚弱，此时祭告天地，以为帝王功业已就，十分不妥。唐太宗随即打消了封禅的念头。唐太宗从制度上采取了一系列措施，以保证谏议工作的顺利开展。首先，强化三省职能。唐初继承了隋朝的三省制，中书省负责签署中书舍人的诏敕，然后交门下省封驳，论其得失，最后由尚书省执行。三省分别担当的决策、封驳和执行作用的全面发挥，在很大程度上保证了言路的畅通和政令的恰当。其次，重视谏官作用。贞观元年，唐太宗诏令：今后凡是宰相进内廷商议国事时，必须安排谏官跟着一起来，让他们了解政事。谏官发表的意见，一定要虚心听取采纳。唐太宗让谏官听政，因此能够听取朝中不同的声音，为做决策提供参考依据。此外，唐太宗还将杰出的谏官提拔到重要的岗位上来，比如贞观时期的魏徵、王珪、褚遂良、马周等都是因为敢于直谏而被委以重任的。当然，作为一个封建君王，唐太宗的纳谏具有时代和阶级局限性。他的纳谏是迫于“覆舟”的担忧，臣下进谏也必须以忠君为前提。不过，从治国方法的角度看，唐太宗别具特色的纳谏之风还是有值得后人研究和借鉴之处的。
作者：曾珺，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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